宋神宗早年就很崇拜王安石的新法，在繼位后第一時間便找來了王安石，兩人一拍即合，開始了新法的推行，宋神宗還專門封王安石為宰相，只為了能更順利的施行新法�？墒呛镁安婚L，由于新法一直受到保守派的阻攔，效果不那么明顯，而且太后又一直給宋神宗施壓，宋神宗退縮了，開始對新法不是那么上心，對王安石的話也不再言聽計從，灰心的王安石，辭去了宰相的職位回鄉(xiāng)，注定了新法的失敗。

　　宋神宗評價可說是一半一半吧，做皇帝他還是比較有責任心的，但是作為一個合伙人就沒那么好了。

　　事實上，變法前后，北宋的政治體制完全呈現(xiàn)出兩幅模樣，而正是宋神宗一手制造的這個改變，為北宋鋪就了通往滅亡的道路。

　　為何這么說，我們得先從神宗改變了的東西，宋仁宗朝的政治體制說起。

　　王安石在他著名的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》中對仁宗朝的政治有一番描述，透過其中“頌圣”的修飾，也可以使我們對仁宗時期的政治特色有所了解：

　　大臣貴戚、左右近習，莫敢強橫犯法，其自重慎，或甚于閭巷之人，此刑平而公之效也。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為兵，幾至百萬，非有良將以御之，而謀變者輒敗；聚天下財物，雖有文籍，委之府史，非有能吏以鉤考，而斷盜者輒發(fā)；兇年饑歲，流者填道，死者相枕，而寇攘者輒得。此賞重而信之效也。大臣貴戚、左右近習，莫能大擅威福，廣私貨賂，一有奸慝，隨輒上聞；貪邪橫猾，雖間或見用，未嘗得久。此納用諫官、御史，公聽并觀，而不蔽于偏至之讒之效也。自縣令京官以至監(jiān)司臺閣，升擢之任，雖不皆得人，然一時之所謂才士，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，此因任眾人之耳目，拔舉疏遠，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。

　　從中我們能體味出從北宋立國到神宗變法之前的核心政治思路，即“立綱紀”與“召和氣”，依靠制度的設置對權力進行制衡和監(jiān)督，同時精心維護一種和睦融洽的士風和政風。兩者相互配合，呈現(xiàn)出一種新的面貌，即王安石筆下“非有良將以御之”“非有能吏以鉤考”卻能做到“寇攘者輒得”、“貪邪橫猾，雖間或見用，未嘗得久”、“一時之所謂才士，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”的原因。

　　在這個體制里，皇帝和執(zhí)政的宰相集團分享最高決策權和行政權，任何一方都無法擺脫另一方單獨做出決斷和推行政策。政策的決策和執(zhí)行過程受到監(jiān)察部門的監(jiān)督和制衡，監(jiān)察部門可以提出異議干涉執(zhí)行過程。這樣架構的形成直接杜絕了那種皇帝自任聰明、躬親萬事而隨時可能出現(xiàn)的失誤和偏頗。中央而下的地方機構采用分離制設置，同一政區(qū)內設置相互平行的機構，形成獨立的行政管道和相互之間的監(jiān)督制衡。這樣的政治結構的特點就是用決策和執(zhí)行的速度換來政局的穩(wěn)定和極強的糾錯能力。而其制度設定的多重相互制衡和監(jiān)督更是一改傳統(tǒng)的“明君能臣”模式而將不犯誤的責任從依賴個人能力轉而變?yōu)橐揽恐贫缺O(jiān)督。同時，作為軟件的配合，寬和的政風、“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”的規(guī)則，也培養(yǎng)了知識分子階層積極參與政治、各抒己見的昂揚士風。以至于李裕民先生將這個皇帝與士大夫共治的體制稱為“皇帝時代最進步的體制”。

　　在這個體制下，皇帝扮演了怎樣的角色？宋仁宗曾得到過這樣的評價“仁宗雖百事不會，卻會做官家（皇帝）”。說“百事不會”是這個體制下皇帝最好的素質可能有些夸張，宋仁宗也并非萬事無主張只聽憑執(zhí)政大臣處理，但其“守法度，事無大小，悉付外廷議”的自覺接受各種權力制衡和監(jiān)督卻是維持這一體制的必須。

　　顯而易見，在這個體制下，皇權受到了很大的束縛，這對于一個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“明君”、“大帝”來說是災難性的。沒有萬事斷自圣躬的無上皇權，也就沒有他們表現(xiàn)其“明”，其“能”的舞臺。

　　但很不幸，宋神宗卻正是這樣一位勵精圖治，寄望“大有為”，平遼滅夏，恢復“漢唐雄風”的“有志青年”。有一個小故事可以清楚的表現(xiàn)他的心思。他想誅殺一名大臣，被宰相以祖宗法度頂了回來，他又想改為從重懲處，被一句士可殺不可辱頂了回來，他只好當堂感嘆“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”，卻收獲了宰執(zhí)大臣一句“如此快意事，不做得也好”。